北京，一个鱼龙混杂的糜烂之都

　　出了那些名声显赫的文化名流，以底层、愤怒青年为主的地下摇滚乐队也是北京的一份子，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北京就是音乐的首都，就是DJ。西北角的树村和东北旺聚集着各地来的摇滚乐手，他们几乎过着风餐露宿，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为了心中的艺术理想而等待。他们有的住在地下小个体商贩的小房子，节衣缩食排练音乐，寻找演出的机会，也寻找被DJ发现包装的机会，而几个先知先觉的酒吧则承担起艺术舞台的角色，豪运在其中首当其冲！难道不是北京的吸引力塑造的DJ造就这一切吗？

　　北京的文化包容力自然对大学文化的形成其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90年代以前人们来北京是为了目睹天安门的红旗飘扬和首都的神秘与威严，那么现在正是文化氛围吸引各地的学子来到这里。

　　世界有许多城市是所谓的大学城，剑桥大学的一切都在剑桥，而剑桥城的一切都是服务于大学，没有围墙，只有康河水静静的流淌。荷兰的格洛宁根也如此，去那学习的人似乎对阿姆斯特丹的繁华并不感冒，因为荷兰过于开放，不该合法的也合法了。而现在国内真正意义的大学城并不存在，厦门的集美是华侨陈嘉庚的故乡，集美也集中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设施，具备了大学城的基本特点。而珠海之所以吸引大学前来出了适宜的居住环境和政府的导向并没有十分突出的人文环境，当然像厦门、珠海这样的城市看不出是经济特区——鼓浪屿上的诗人舒婷，情人街上的突兀石头和情侣。

　　在北京除了少数几所大学在石景山、朝阳、昌平以外，几乎最具影响力的大学都集中在海淀那块以中关村为核心的地带。就像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一样，没有高校也就没有中关村存在的意义。当中关村接替臭名昭著的琼民源上市时，还仅仅是打着高科技旗号的建筑队，“村长”段永基一再表示要让它名副其实，而中关村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杂货店。说来巧合各地的科技园都要号称“我们的中关村”，就是那些小企业给周围高校的适合学生以就业机会，同样推动了良性循环的产生。而大学本身就构成社会，“除了飞机场甚么都有”成了对清华设施最好的描述，而高校周围的设施也很好的迎合了年轻人的需求。北大清华同处于一位建筑史之手，却形成完全迥异的建筑风格。北大古朴而有东方精神，彰显“京师学堂”的地位，无意间与对面的圆明园有些呼应，想象那被八国联军烧掉的万园之园只剩下残垣断壁和福海了，不愿出的颐和园则是慈禧垂帘听政的地方，试想从紫禁城到颐和园乘车也要一小时多，何况那百年前的前现代社会呢。清华的建筑风格偏德式，尤以清华学堂最为典型，仔细想来这样的设计似乎也合乎美国人“后殖民”的思想，美国人出的钱自然也要按美国人的思路办学，结果最初的清华成了留美预科学校。美国两位元首访华分别选择北大和清华演讲布道也有他们的道理，克林顿与小布什的演讲同样也遭到血气方刚的学生的针锋相对，只有评论家指点江山了。说来有意思，那次访问北大中文系后学家王岳川先生的时候，聊完在中关园散步，我顺便提起北大与清华学生的对立，王岳川灵机一动脱口而出：“这也是权利。”我们两人对视，均会心一笑——呵呵。成府路一隅的万圣书园算是最早的学术专营书店，刘苏里、甘绮夫妇同在北大读书又赴美留学，两人同日所生恰为西方万圣节，这些传奇早已成为尘封往事，万圣搬进新居，两人也分道扬镳了。如果说万圣是清华教授乐意推荐的，那么北大门外的风如松则近水楼台了。

　　哈贝马斯将咖啡馆的出现上溯为17世纪中叶一个地中海国家的商人的车夫的杰作。诚然，酒吧与咖啡馆被认为是都市文化的必备之物，而其的品位高地决定生意的好坏，因为高雅场所不同于迪厅。雕刻时光成了播放那些“地下”电影的场所，只有在外国使领馆和国外参赛才能看的贾樟柯、吴文光、康健宁等在这有了市场，并非猎奇者和追捧亚文化的新青年的专利。而“那里”因为全玻璃结构的设计和摄影师老板而出名，据说女孩很怕穿裙子到二楼，而陈农则说他喜欢看见女孩的裙子在阳光映衬下的光彩……所以说大学旁的酒吧更具文化色彩，而三里屯则为较为复杂，但无疑是精英聚会的首选闲聊场所，央视要拍海归派纪事，于是王石、张朝阳和冯仑在三里屯“煮酒论英雄”，“张朝阳是不是数字英雄？”导演问，老王说：“我理解的英雄是佼佼者的意思，从这角度说是的！”导演拍案叫绝——要得就是这句话！如此说来，海淀的大学城是个DJ引领着那一代年轻人的消费和生活，而三里屯则是另一位DJ吸引各个阶层的到来，而北京则是一位更有知名度的DJ令人神往。

　　人们在分析美国兴衰的时候，习惯于以是否是“开放的时会”为标准，克林顿曾发表国情咨文说美国不久将成为一个“白人不占有时地位的拉美化国家”，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移民国家造就了世界上空前的物质文明。同样，现在北京1400万人中，纯正的北京人已经很少，以“旗”来划分人群的方式已经入土。甚至于连北京人都分不出你到底是哪人，反正说北京话就是北京人，甚至于有北京户口也就是北京人了。北京是位不说话只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物质文明吸引你并控制你的DJ，她以企业精英阶层和文化阶层构成的中产阶级是城市的支柱，以一系列文化人和边缘文化人为招牌，而大学所塑造的“新北京人”则给社会带来竞争动力。旧时王侯的城门已经打开，成为普罗嬉戏的场所，号称最大的政治性广场更多的是悠闲的人流，当红墙下的嬉皮士上了杂志封面，你才真正发现北京似乎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她更是全国的DJ造就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